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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年,全世界惊奇地发现飞来了一只新的稀有大鸟——正在起飞中的经济大国日本。朝日帝国承受了二次大战失败的羞辱,它的国民在战后被很快动员起来,进行复仇——在经济方面的复仇。他们取得了成功,但最开始却是在隐密中悄悄进行的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,日本在世界经济增长的竞赛中已摘到了金牌(年增长率为8%~10%)。当年的东京奥运会成了首次展示日本新生工业经济的橱窗,其运作极为成功。然而,运动会还是有个缺陷:所有外国人都曾迷路,留下了不好的印象——道路没有标志牌,奥运场馆只有日语指向牌,当地居民也难以给外国人提供帮助,他们能讲的外语太有限了。中国人的胃口迅速增大,非常迅速,比它的生产量增加得更快。田野里的老鼠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城市转移。有人说,每年有近1,000万到2,000万人离开农村,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本来是种田的劳力。与此同时,可耕地面积也在迅速减少。1996年以来,已经有670万公顷耕地被用作各种工业园区、公路、铁路和其他工程建设。中国的总耕地面积只剩下12,340万公顷,它必须依靠占世界7%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0%的人口。“从现在起到2010年,中国将有能力给世界带来与迪奥或古琦同样水准的品牌”,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巴黎2004春夏时装发布会上,杉杉公司的老板郑永刚这样宣称。杉杉是家有12种品牌的集团公司,郑老板的讲话惹人关注。他的6名时装设计师在卢浮宫的卡洛赛尔舞台初次露面,同样引起轰动!数千年来,中国既不缺少蚕丝,也不乏灵巧的手。但是他们深知,要使一个地方性的普通品牌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牌,还必须有一种复杂的炼金术,而创造性和时机是其中的关键。金沙银河官网0135总体来说,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。相反,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(1945~1973年之间的“光荣的30年”)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(50和60年代);90年代,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,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。然而,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。实际上,“雁行模式”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,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。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,转交给新的后来者,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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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农村的农民、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、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,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“劳动力后备军”。有几亿人在待命,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,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,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。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,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。但是在中国,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,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。资本家们早已懂得,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,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。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·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。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,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、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。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。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,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。在北京,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。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。但是,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。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,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,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,日夜加班。一位工地领导说,“如果有用人需要,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”。在其他地方,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,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。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,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,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,工资也相应上涨了。不过没关系!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,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。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,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。北京下令,到西部去。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,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。于是,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(西安、成都、武汉等),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。历史上,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特、罗斯福,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。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、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,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,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。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,但它还差得太远。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,与当年的日本、新加坡或韩国相比,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,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。中国工人的工资固然较低,但其生产率亦普遍低于法国和美国同行。不过,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经验的引进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,这使得中国工人的效率不断提高——目前的生产率正以每年6%的速度提高。美国人还喜欢揭露他们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倾销行为,比如货币倾销,即汇率定得过低;又如社会倾销,指中国的劳动条件太不人道;金融倾销,指中国企业从国有银行取得了优惠贷款;还有低价倾销,指责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。就像它经常对欧洲进行指控的一样,这其中有些肯定是真的。但是,就算这些因素都被排除掉,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,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优势实在太大了。

今天,“中国制造”在富国中引起了恐惧,这不由得使人们想到上个世纪初的“德国制造”,50和60年代的“日本制造”,以及70和80年代的“台湾制造”,它们都引起过同样的恐惧。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相继起飞,每次都使世界经济驶入强烈的涡流区,每次都在老成员中引发了复兴保护主义的愿望。这些冲突将迫使俱乐部的新、老成员都要做出重大调整:老工业国必须接受现实,把部分工作交给新兴的工业化国家,而它们自己则需要开辟新的产业活动。如同一些爱好音乐的经济学家所言,老工业化国家提高了自己的音阶。一旦经过痛苦的重组时期,驶出涡流区以后,新、老成员会发现最后的结果还都不错,它们可以共同从富国俱乐部的扩大获利。世界经济将是一个让所有的参加者都能赚钱、或者说可以实现共赢的游戏。通过这几个例证,人们可以看到,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,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,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,那将是十分危险的。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,尚不需要动用将军。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。当然,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,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,但至少在50年以来,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。相反,在人民中间,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。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,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。目前,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。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、更大规模的失衡。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,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,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。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。在全球范围内,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。在美国国内,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——工薪阶层、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。金沙银河官网0135这种劳动分工的要诀在于,美国企业希望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牟利。于是只将生产线上对技能要求最低、而又对劳动力密集程度要求最高的一段转移给中央帝国。根据产业的不同,外包给中国人的部分有多有少,在旺达这个产品上,占其整个产值的近8%。其余流程仍掌控在美国人手中,以免过快地在当地出现复制品,同时也为了保证美国市场要求的质量和标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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